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可算是举全国之力开展抗疫工作。不少公益组织的表现可圈可点，在疫情防控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可能会遭受公众质疑，暴露管理协同上的不足。

如果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我国公益领域的发展还处在萌芽阶段，那么12年后的今天，公益组织数量快速增长，业务能力也更上一层楼。许多发展成熟的公益机构，在解决社会问题，帮扶弱势群体，推动社会良性运转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次疫情中，我们显然比2008年的时候做的要好，但面对部分质疑，或许也暴露了管理协同上的不足。今天从三个方面，讨论一下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和思考。

面对突发事件，还需要更多底层准备

疫情刚开始，就有机构迅速组织动员，像壹基金就迅速启动了响应机制，开始筹措资金，采购物资驰援一线。但更多人一开始是茫然不知所措的。突发事件的应对经验、物资运送渠道等，固然是快速响应的前提条件，但机构内部对公共事件的敏感性、如何动员内外部力量、有没有制度保障……都是对机构运作和管理的考验。

不仅如此，灾难面前，公众捐赠意愿高涨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关心善款使用。这次因物资分配不合理等原因，造成的信任危机，不仅有损当事机构的公信力，也消耗着公众对公益筹款的信任。同样面对质疑，韩红基金会、担当者行动这些机构的公开和透明，却带来了正面影响。每日更新的项目进展，及时有效的援助公示，不是抗疫时期产生的需求，而是长期坚持的行为习惯。对每一份善款负责，注重捐赠人的维护，做好项目公示和财务公开，应该是公益组织坚持贯彻的原则。

我们也看到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例如一些社区使用纸质填表登记，流程繁琐汇总困难；再比如外来人员的信息泄露，远程办公对工作效率和沟通效果的挑战。这次疫情期间，互联网技术为防疫工作带来很大便利，信息传递和共享更快捷，民生保障和资源对接也更便利。经此一役，公益组织更应关注如何利用好互联网工具，使用线上OA系统，信息管理平台等，推动公益信息化改革，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聚焦专业领域，更能发挥自身优势

“术业有专攻“，公益行业的发展，必然带来更细致的分工。每个公益组织关注的问题和群体都是不一样的，自然在疫情防控中，也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不少基金会第一时间开展筹款和物资采购，为前线抗疫医护人员提供后援保障。但一些公益组织自身没有足够的物资采购和运输能力，疫情期间也在加大力度筹款，除了浪费公众资源，还会耗费自身人力物力。事实上，许多中小机构本身，并不擅长物资、救助这些工作，倒不如把目光放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比如关注老年弱势群体的机构，可以了解他们在疫情期间的需求，是不是可以帮他们买菜送药，能不能提供心理关怀，这样的抗疫行动，反而更能发挥和体现自身价值。

在疫情期间，阿拉善、山水、自然之友等多家环保组织在推动禁止野生动物消费和立法进程；病痛挑战基金会等关注罕见病的公益组织，四处奔走，买药送药，解决罕见病患者用药难题；也有专注儿童教育的公益组织在推广儿童绘本，帮助小朋友认识新冠病毒，了解如何自我防护....

面对疫情，每个人都是焦虑的，如果说卓明这样的机构更擅长救援救灾，那遍布各地的公益组织则有能力关注广大公众，特别是那些不被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容易被忽视的议题和群体，像女性医护工作者、独居孤寡老人、流浪人员。弥补官方防疫工作的不足，推动民间力量发挥作用，既是公益组织的优势，也是自身的使命价值。

共同协作，促进多力量融合

无论是医疗物资分发，还是生活菜品运输，都需要大量的人手，社区工作只靠基层人员是无法完成的。这种时候，公益组织的义工志愿者可以成为很好的补充，而促成社区防控措施有效执行，离不开多方力量合作协同。

协作联合，应该有不同的层次，像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间的联合，不同公益组织间的合作，还有公益组织对其自身可触达的社群间的号召力。相信大家在过去的一个月都能体会到，人人参与才能保证抗疫成果。我们看到民间力量自发地传播和共享物资需求表，粉丝团第一时间把募集的口罩送到医院，各地爱心人士为滞留外地的湖北人提供住宿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官方发声和行动。但站在机构的角度，“齐心协力”要落实到具体事项上，可能是需要协同机制的。

平台支持型机构，如恩派借助自身枢纽机构的优势，快速集结了本地的公益组织，在疫情严重的湖北、山东等地搭建平台快速动员。而各地的社工联盟、志愿者联盟等也构成了基层防疫的有生力量。疫情过后，巩固和优化这些联盟、平台、网络，或许是非常值得投入的一件事。它不仅在突发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也能在行业共建、集体发声和推动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