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宣明会于 1950 年成立，是一个以儿童为本的国际救援、发展及公共教育机构，致力于为贫困地区的儿童及其家庭、社区服务。而在 1962 年的“温黛”风灾中，世界宣明会积极响应，在香港派发赈灾物资，并正式设立办事处。如今，香港世界宣明会在宣明会全球体系中属于筹款办事处，扮演着一个“负责任的管家”的角色，确保捐助者的善款得以善用，机构的项目每年惠及的儿童覆盖全球 30 多个国家，超过 700 万人。
香港世界宣明会（以下简称“宣明会”）是一家有着悠久月捐历史的公益组织，宣明会经过 60 余年的发展，开发了一整套月捐 工作方法，并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调整与创新。
世界宣明最受月捐人青睐的品牌项目“助养儿童计划”，在全球 26 个国家为欠发达地区的儿 童提供教育、健康、营养、生计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努力回应社区需求，以保障孩子的成长所需。
宣明会关注儿童福祉，让儿童在社区可饮用清水，
并且装备妇女管理水资源系统，有效保障孩子的健康。
月捐是机构成立之初的传统
想要维持对一个欠发达地区的稳定捐赠支持并非易事，时常遇到的问题是资源中断。香港世界宣明会总干事冯丹媚说：“我们常常会遇见‘把钱从穷的地方’转移到‘更穷的地方’的情况。但地区发展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所以稳定的月捐资金，成为了宣明会做好项目，善用善款的保证。
对长期捐赠的重视是宣明会的传统：1947 年，一名年轻的美籍记者卜皮尔来到中国采访，在厦门接受当地一名女传教士韩家宝的邀请，与一些孩子见面。这其中，有一个名叫白玉的女孩，在与卜皮尔交流后回到家，跟爸爸说想上学，却被父亲大骂并赶出了家门。卜皮尔將身上仅余的五元全部交给了韩女士，请韩女士为白玉买吃穿用品，并供她上学。韩女士则嘱咐卜皮尔回国后每月寄来五元，让她继续照顾白玉。
这个经历成了卜皮尔人生的转折点。后来，他在 1950 年成立了世界宣明会，致力于帮助全球的贫困儿童。那每月寄往厦门的五元，为日后的“助养儿童计划”定下了雏形。数年后为响应 1953 年朝鲜战争孤儿的需要，第一个“助养儿童计划”应运而生，并在数十年内拓展至全球。
如今，在香港每年为宣明会带来超过 70% 的筹款收入，且大部分月捐人的捐赠周期都在3-5 年以上，有些甚至超过了 30 年。
“捐赠人加入‘助养儿童计划’以后，都会抱有长期贡献的心态，认为自己的捐赠对于孩子个人将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冯丹媚分享道。“如果他退捐了，这个孩子的帮助就没有着落了，很多月捐人都会这样想。”
“责任心”是维护运营的关键
宣明会的月捐规模与香港的经济文化腾飞，以及电视普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 90 年代，宣明会在香港一家电视台安排播放了一档 30 分钟的节目，向香港市民科普世界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并邀请大家捐赠。
“每期节目结束后的几天，负责捐赠热线的同事连厕所都不敢上，一直都在接电话。”冯丹媚说道。有几次，热线电话会出现呼叫人数过多导致整个分区电话线都被占用的“打爆”情况，这是专属那个年代才有的记忆。
宣明会会邀请已成为助养者的知名艺人，如香港世界宣明会的终身义工、影视明星张艾嘉前往项目实施地，如非洲、南亞地区进行探访，并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些项目的帮扶工作。
回到香港后，艺人们往往都会公开、无偿地讲述这些地方的孩子的故事。依托电视台的合作以及明星效应，这些公益行动感动了不少市民，他们随着这股电视热潮加入到了月捐人的行列，宣明会在千禧年前后的 20 年里，迎来了包括月捐人在内的各种资源的爆发式增长。
除了电视之外，宣明会也开发了其他拉新活动，比如每年举办的“饥馑 30”活动，邀请公众共同体验禁食三十小时，还有推出亲子共同助养儿童的“助养童伴计划”，多样化包装的各种宣传推广活动，吸引不同需求的月捐人共同参与到同一个公益事业中。
宣明会的“助养儿童计划”以“一对一助养”为核心理念开发出了一套注重“亲密感”的反馈与服务流程。在月捐人加入后，宣明会将定期发送受助养孩子的成长报告，为助养者发送专信（专属资料册），也会推动助养者与孩子之间进行电子书信、节日贺卡来往，这些维护活动都在努力拉近助养者与被助养孩子的距离。每隔一段时间，宣明会还会组织前往不同国家项目点的探访活动，在这段时间内，月捐人也有机会亲临自己助养孩子的社区，亲身体验孩子的生活及项目带来的改善。
近年随着互联网工具的应用，宣明会还开发了线上探访模式，让没法请假或经济条件无法满足跨国行程要求的捐助人，能在线上看见自己为助养孩子带来的改变。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项目将受助孩子与月捐人进行一对一配对，但在实际的项目执行过程中，宣明会还是将重点放在了社区的营造与发展环境的改善中。这样项目就不会因为月捐人偶尔的退捐而直接对孩子个人的发展造成太大的影响。
拉新和维护两手抓并不简单，但做好了就能带来一批忠诚的月捐人：Della 成为助养者逾 30 年，丈夫 Tony 一直全力支持她。Della 坦言已经忘记了为何开始助养，她说：“可能是看见了你们的宣传单张，或在电视、报刊上的推广，便助养了一个孩子。最近整理才找出来这么多资料和相片。现在我都是在网上写信了，还可以上载生活照片给孩子。你们推出那个写电子信件的服务，真的很方便！”
谈及难忘的助养经历，夫妇俩说起了一个柬埔寨的小女孩，虽然已经是 15 年前的往事，Della 仍然记忆犹新：“还记得出发前，你们的义工说可以带小礼物送给助养孩子，我们便特别挑选了一对拖鞋。但是，原来 9 岁柬埔寨女孩的双脚是这么小的，无法以香港小朋友的情况作参考——那对拖鞋的尺码对她来说实在太大了。”
“有些事情你没有亲身去看过，是不会知道的。虽然我助养的小朋友很害羞，说话不多，但听到她说知道我是她的助养者时，我已经很开心了。”Della 说。
参加助养计划这么多年，Tony 亦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助养儿童给我们的开心比我们付出的更多。我认为助养儿童这样的事，必须持之以恒地去做，因为短时间是很难看见成效的。虽然贫穷问题绝非朝夕可以改变，但是，只要尽自己的能力持续去做，便可以帮助到一个或一群人。”
进入新世纪的传承与创新
虽然有着雄厚的月捐人存量及成熟的维护体系，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 Z 世代成为消费主力，宣明会也遭遇到了不小的筹款挑战。“目前年轻人都喜欢单次捐赠，喜欢与自身周边强相关的项目，对我们工作透明度的要求也更高。”冯丹媚这样理解现今捐赠者的心态。“身处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无法像以前一样通过 30 分钟的电视节目完整地说明清楚自己的项目优势，我们的信息在传播时，要跟各种各样的资讯共同竞争关注。”
在未来，宣明会将继续拓展其他筹款渠道（如企业、资助型基金会等），探索月捐人“介绍熟人参与”的推广模式，同时，将重点对月捐人进行持续的沟通与维护，在沟通中寻找裂变的机会，让更多人通过亲友介绍加入月捐的方式提升项目的公信力与吸引力。此外，宣明会也意识到当前的社会变化迅速，政治环境不稳定对于项目的影响。目前他们正在思考着，未来能够如何调整“助养儿童计划”或开发新的月捐产品，让月捐人能够更好地支持不稳定地区的儿童发展，确保项目不受战乱、饥荒等问题引发的难民潮影响社区营造工作的有效性。
面对本港的年轻一代，宣明会还会不定期进入香港中小学及大专校园，以“童婚”、“气候变化”、“饥饿”等专题举行教育讲座及体验活动，透过生动讲解，让儿童、青少年及家长更深认识贫困地区儿童的需求，并借此对生命和世界有更深的思考及体会。此外也开发出了不同时长、面向不同年龄层的活动资源包，供学校老师使用。“我们认为公益习惯与捐赠信任，是需要从小培养的。”冯丹媚说。
在父母的共同参与中，不少香港孩子也看见了公益的快乐，甚至交到了朋友，一位月捐人分享道：“起初女儿对我助养儿童没有太大感觉，后来她会与我一起读受助小女孩的来信，又会在我的回信中画图画。她们年龄相若，二人都喜欢跳舞，所以女儿亦希望知道她的近况。”
不少宣明会的长期月捐人都在分享中提到，对公益的热情，都源自于多年前或小时候的经历。现在播下的种子，在未来也有可能慢慢长成参天大树。
“这个世界变化得很快，我们需要与时并进。”是宣明会负责月捐工作的同事铭刻在心的理念。像所有做月捐的公益组织一样，将月捐的长期主义与按下快进键的时代相结合，宣明会也在不断探索两者间的平衡。
400-007-1509
丨安利公益基金会
丨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
